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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古学者的死用功

王培军

据说,有位伟人在大英博物馆读书,前后读了二十五年之久,而每次又坐在同一个位子,最后他的右脚,把那地面磨了一道深痕。这种卓绝的用功,当然是常人所无法望尘的,所以我小时读了这故事,不仅生出无比景仰,而且对做学问也死心了。后来在我国的古书中,也读过若干类似之事,觉得可以媲美。不妨摘出,以资谈助。

《后汉书·独行传》中有位向栩,是大怪人:“少为书生,性卓诡不伦,恒读《老子》,状如学道,又似狂生,好被发,著绛绡头。常于灶北坐板床上,如是积久,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”“板有膝踝足指之处”,便是坐出了痕迹的意思。当然,这没说他是专心读书,但坐的时间之久,则是无疑的。

《三国志·管宁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传》云:“管宁自越海及归,常坐一木榻,积五十馀年,未尝箕股,其榻上当膝处皆穿。”管宁是大名人,据说是管仲的后人,在《世说新语》中,有他的故事,论坐功之深,他较之前人,是更为厉害了。

有两位理学家,也有这种功夫,不过着足之处,已不是木板,而是砖。宋代的张九成,《宋史·张九成传》记之云:“(九成)在南安十四年,每执书就明,倚立庭砖,岁久双趺隐然。”在庭砖上站出了脚印,真是很可惊的;不过,这事是确凿的。《宋史》之所据,即张本人的《题书室柱》:“余生平嗜书,老来目病,执书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,倚立积久,双趺隐然,可一笑也。被命囗(按,此字原阙)归,因书此柱。丙子元夕,范阳张子韶书。”(《横浦集》卷十九)又张的外甥于恕,为他编过一本《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》,其书序云:“晚年目昏,立短檐下,展卷就明,向暮不已,石间双趺隐然。南安守张公见而叹息,标记于柱,今犹在也。”(《四库存目丛书》本)这也可以印证。

明代的曹端,又进一阶,与开头的伟人事尤类,《明史·儒林传》云:“(端)读宋儒《太极图》、《通书》、《西铭》,叹曰:”道在是矣。"笃志研究,坐下著足处,两甎皆穿。“”甎“即”砖“,是异体字,用鞋底磨穿两砖,这是什么功夫?况古人穿的还是布鞋,不是皮鞋硬底,这就更值得佩服了。

写《琵琶记》的高则诚,虽说是写本戏,比不得理学家、学者,但那劲头也是可惊。焦循《剧说》卷二最录诸家杂书,记其事最详云:“梁迩之《雕丘杂录》云:”则诚《琵琶记》,闭阁谢客,极力苦心,歌咏久则吐涎沫不绝,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。"《书影》云:“虎林昭庆寺僧舍中,有高则诚为中郎传奇时几案,当拍处痕深寸许。"……《道听录》云:”《琵琶》乃词曲之祖,尝见李中麓《宝剑记序》云:永嘉高明初编《琵琶》时,坐高楼中,每夜秉二绛烛于前,诈云神助,以冀其传。曲成自歌,迭足为节,楼板至有足痕。"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)又蒋瑞藻《小说考证》卷一引《曲苑丛谈》云:”则诚避乱四明栎社,撰《琵琶记》,坐卧一小楼,三年而后成。其桌按拍处,板皆为穿。“

为了著书,而下如此的苦功,是当然值得景仰的。不过,这也不能走极端,如另外一些人之所为,就不大可取了。如汉代的郭路,就为用功太过,累死于当场;王充《论衡·效力篇》云:“王莽之时,省五经章句,皆为二十万,博士弟子郭路,夜定旧说,死于烛下,精思不任,绝脉气灭也。”钱锺书说过:为了写本书,把命赔上,是太不值得的。其语确是。又如那位桓谭,则为了不自量追比扬雄,以致于疾作,其自述云:“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,不自量年少新进,猥欲逮及,尝激小事而作小赋,用精思太剧,而立感动致疾病。”而扬雄呢,也为了辛苦作赋,累垮了身体,《效力篇》又云:“子云亦言:成帝时,赵昭仪方大幸,每上甘泉,诏使作赋,一首始成,卒暴倦卧,梦五藏出地,以手收纳之,及觉,大少气,病一年。”(见《新辑本桓谭新论》)这都是不可为训的。

又清代的经学家,有位庄有可,是庄存与的族孙,支伟成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》卷七说他:“以功力猛进,故中年精气衰耗,心灼灼如焚,恒嚼黄连嚼之。”(岳麓书社本)这也是为了钻研学问,损害了健康。那位既用功又狂的汪容甫,则与人云:“予于学无所不窥,而独不能明《九章》之术。近日患怔忡,一搆思则君火动而头目晕眩矣。”(《汉学师承记》卷七)显然也是太用功了。“君火”即心火,用心过度,则此火必炽,所以庄有可弄到必须嚼黄连,才能过日子。而尤为可悯的是,戴东原为一代大师,竟也是为此,减了寿数;其弟子段玉裁所撰《年谱》云:“金殿撰榜曰:”先生之坚强,穷困时能日行二百里,发愿成《七经小记》。余语之曰:“岁不我与,一人有几多精神?”……"竟以积劳痿足,杜门一年,中屡换眼镜,最后鬻眼镜者曰:“此老光之最者,过此无可换矣。"是非不厌不倦,神太劳则弊故欤?”(杨应芹补订本,《戴震全集》第七册)

近代有一位怪人,叫做秦树声,在当日也是才子,而某次为了与人负气,竟彻夜不休,“形神惨澹”而后已。其事虽小,可以喻大。孙至诚《书秦幼衡先生轶事》云:“固始秦幼衡先生(树声),文笔奇丽,傲倪一世,少所许可。自谓骈文突过六朝,散文廑不俗不乱,尤以书自憙,然不措意于词。夏孙桐闰枝、缪荃孙艺风皆词家,与先生集都门酒楼,将以穷先生,问:”能以词赌酒乎?"曰:“能。"乃以用古人原韵,聑合词律为度。夏、缪皆立成,先生竟曳白,大受谯讥,苦无辞以对。次晨未晓,先生往叩闰枝门,形神惨澹。问何事,曰:”词成矣。"眎所作,闰枝叹服曰:“有一不能何害?竟如此!得无呕心死?"先生盖通宵构思,未交睫也。”(《国学论衡》第三期)这真是何苦来?而为了争名好胜,文人学者之如此者,又岂在少?

我所读过的最为不堪之事,则是有人为追步司马迁,竟至自行“挥刀”,效了“蚕室的故事”!这人就是明代的史学家柯维骐。沈德符《敝帚斋剩语》卷中“不男”条云:“嘉靖末年,闽人户部主事柯维麒(按,麒应作骐),以修《宋史新编》,求绝房室,自宫,亦如太史公下蚕室故事。此闻之冯开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。”柯是福建莆田人,嘉靖二年(1523)的进士,卒年七十八,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七有传;《宋史新编》共二百卷,是一部大著作,收于《续修四库全书》。此书的读者固少,毕竟也是传世了,只是代价未免大了些。学问之事,用得着这么“拼命”么。

王培军,学者,现居上海。著有《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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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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